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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你我他的故事:我的姊姊  2024.01.01
我的姐姐
羅偉

我的姐姐叫羅潔。我猜想,我的父母給她起這個名字,是希望她能出污泥而不染。她大我九歲。在家排行老二。上有一個哥哥,下有六個弟弟。活在這一群男生中間,她比一般女生,要來得更陽剛些。若你想欺負她,不單得考慮她有七個親兄弟,也得想想她的龐大氣場。

但陽剛歸陽剛,她還是挺愛美的。她有件綠色的百折裙,上面印著鮮明的圖案。在那個普遍貧困的年代中,這件應該是舶來品的裙子,讓她走路有風。睡前,她會把裙子仔細折好,壓在床墊之下;這樣,第二天早上,裙子就平平整整的了。

媽媽是家裡的女皇,而她是公主。如假包換。

那時,我一天的零用錢,就五毛。積攢一周,三塊五毛,可以買一包餅乾。一口氣吃完?當然不。這可是漫長七天裡,唯一的零嘴啊。在嚐了幾片後,剩下的,說什麼也得密密藏好。若被另外幾個兄弟發現,肯定屍首無存。

但她,爸爸的前世情人,一伸手,就有了十塊錢。差不多可以買三包餅乾的十塊錢!不單如此,她買了東西,不論剩下多少,三塊五塊,甚至更少,只要和爸爸說一聲,換錢!十元紙幣就回到手中。女男不平等的道理,我從很小就明白的。

姐姐的生命很短。在24歲,和一個男生談戀愛,論及婚嫁的時候,就因著腦癌過世了。

高中畢業後,她讀了護校,之後,順理成章的在醫院當護士。有次休假回家,她和爸爸說,我覺得不對勁。她說,有時候自己不小心被針紮了,或是手指被手術刀劃傷,都不覺得痛。

爸爸帶她去照片子,結果是,腦裡面長了個腫瘤,壓到了神經。在那個年代,X光就是最先進的技術了。幾個醫生,因著影像不夠清晰,也因著腫瘤的位置接近腦幹,遲遲不敢動刀。但姐姐和爸爸說,我知道我腦裡面長了個東西,只要有醫生願意動刀,我就進手術房。

姐姐有著一頭烏黑亮麗的長髮,風吹來時,會隨風飄動。附近住著幾個同年齡的男孩子,在這種時刻,眼睛都會同時中風,無法轉動。

手術的前一晚,醫院把她的頭髮,剃的精光。她沒有掉下一滴眼淚。用手摸了摸光禿禿的頭,她轉頭向我們說:我們家現在有8個男孩了。

手術進行了七八個小時吧。到了最後,在蓋上腦蓋骨之前,醫生叫爸爸進去。指著那一團白白灰灰的東西,醫生說,羅先生,你女兒的腫瘤,是放射狀的。我已經盡力清除。但有些地方,再挖下去,她就沒命了。

我想,在那個時刻,爸爸知道,自己的女兒,是保不住了。天命或許如此,但人事,還是得盡的。一週三次的鈷60放射性治療,在出院不久之後,就開始進行。術後長回來,一兩公分長的頭髮,大片大片的脫落,散落在枕頭上。

老家狹小,病後的她,也只能和我們幾個弟弟,擠在一個房間裡。爸媽都得上班,在放了暑假後,照顧她的責任,自然就落在我們的身上。扶她起來上廁所,是其一。半身不遂的她,有時候會有意外,但她儘量不麻煩我們。

有一回天氣正熱,幾個兄弟一時興起,想要去游泳。她二話不說,拿出她的鉛筆盒,把裡面她所擁有的最後幾張鈔票,都給了我們。她大約知道,這是她所能給我們最後的禮物了。

術前術後,她的男朋友都不離不棄。但到了後面,她卻開始拒絕他的到訪。她知道,此生即便存活下來,也是殘廢的,何必拖累他呢?去找別人吧!她說。關上門,她不再讓他見她。

姐姐生命最後的一段,是在醫院渡過的。

那時爸爸被調到外貿協會,參與在一個要在剛果舉行之展覽會的工作中。出發的時間到了,他不得不離開還在病床上的女兒。去機場前,他先去了醫院。用他的右手,撫摸著姐姐的頭,在她耳邊說,爸爸去去就回來。你好好養病,等我。

姐姐太虛弱了,等不到他回家的時刻。

媽媽的電報到了,爸爸後來說,我只能走到展覽館後面的無人之處,放聲大哭。在南半球,有個傷心欲絕的父親,哭他在北半球死去的女兒。黑髮的先走了,而白髮的,還不能陪在她的身邊。但任務在身,只能等候。等候工作結束,下了飛機,才能直奔墓地。

幾個親戚,同事和朋友,參與了姐姐的喪禮。一首短短的詩歌,獻詩的同事和朋友,幾乎唱不完。原本不在歌詞中的啜泣,像重感冒,在他們之間流傳。試圖安慰家屬的牧者說,一篇文章,不在乎長短,而在乎內容是否精彩。

24歲的姐姐,像正要綻放的玫瑰;戀愛,像凝結在玫瑰花瓣上的清晨滴露。

我有時候會想,若姐姐今天依舊活著,她會成為怎樣的一個人?她會有幾個孩子?幾個孫子?她會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嗎?

這些問題,都不會有答案。但我知道,不論她的人生際遇如何,她永遠會是我的姐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