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姐姐
羅偉

我的姐姐叫羅潔。我猜想，我的父母給她起這個名字，是希望她能出污泥而不染。她大我九歲。在家排行老二。上有一個哥哥，下有六個弟弟。活在這一群男生中間，她比一般女生，要來得更陽剛些。若你想欺負她，不單得考慮她有七個親兄弟，也得想想她的龐大氣場。

但陽剛歸陽剛，她還是挺愛美的。她有件綠色的百折裙，上面印著鮮明的圖案。在那個普遍貧困的年代中，這件應該是舶來品的裙子，讓她走路有風。睡前，她會把裙子仔細折好，壓在床墊之下；這樣，第二天早上，裙子就平平整整的了。

媽媽是家裡的女皇，而她是公主。如假包換。

那時，我一天的零用錢，就五毛。積攢一周，三塊五毛，可以買一包餅乾。一口氣吃完？當然不。這可是漫長七天裡，唯一的零嘴啊。在嚐了幾片後，剩下的，說什麼也得密密藏好。若被另外幾個兄弟發現，肯定屍首無存。

但她，爸爸的前世情人，一伸手，就有了十塊錢。差不多可以買三包餅乾的十塊錢！不單如此，她買了東西，不論剩下多少，三塊五塊，甚至更少，只要和爸爸說一聲，換錢！十元紙幣就回到手中。女男不平等的道理，我從很小就明白的。

姐姐的生命很短。在24歲，和一個男生談戀愛，論及婚嫁的時候，就因著腦癌過世了。

高中畢業後，她讀了護校，之後，順理成章的在醫院當護士。有次休假回家，她和爸爸說，我覺得不對勁。她說，有時候自己不小心被針紮了，或是手指被手術刀劃傷，都不覺得痛。

爸爸帶她去照片子，結果是，腦裡面長了個腫瘤，壓到了神經。在那個年代，X光就是最先進的技術了。幾個醫生，因著影像不夠清晰，也因著腫瘤的位置接近腦幹，遲遲不敢動刀。但姐姐和爸爸說，我知道我腦裡面長了個東西，只要有醫生願意動刀，我就進手術房。

姐姐有著一頭烏黑亮麗的長髮，風吹來時，會隨風飄動。附近住著幾個同年齡的男孩子，在這種時刻，眼睛都會同時中風，無法轉動。

手術的前一晚，醫院把她的頭髮，剃的精光。她沒有掉下一滴眼淚。用手摸了摸光禿禿的頭，她轉頭向我們說：我們家現在有8個男孩了。

手術進行了七八個小時吧。到了最後，在蓋上腦蓋骨之前，醫生叫爸爸進去。指著那一團白白灰灰的東西，醫生說，羅先生，你女兒的腫瘤，是放射狀的。我已經盡力清除。但有些地方，再挖下去，她就沒命了。

我想，在那個時刻，爸爸知道，自己的女兒，是保不住了。天命或許如此，但人事，還是得盡的。一週三次的鈷60放射性治療，在出院不久之後，就開始進行。術後長回來，一兩公分長的頭髮，大片大片的脫落，散落在枕頭上。

老家狹小，病後的她，也只能和我們幾個弟弟，擠在一個房間裡。爸媽都得上班，在放了暑假後，照顧她的責任，自然就落在我們的身上。扶她起來上廁所，是其一。半身不遂的她，有時候會有意外，但她儘量不麻煩我們。

有一回天氣正熱，幾個兄弟一時興起，想要去游泳。她二話不說，拿出她的鉛筆盒，把裡面她所擁有的最後幾張鈔票，都給了我們。她大約知道，這是她所能給我們最後的禮物了。

術前術後，她的男朋友都不離不棄。但到了後面，她卻開始拒絕他的到訪。她知道，此生即便存活下來，也是殘廢的，何必拖累他呢？去找別人吧！她說。關上門，她不再讓他見她。

姐姐生命最後的一段，是在醫院渡過的。

那時爸爸被調到外貿協會，參與在一個要在剛果舉行之展覽會的工作中。出發的時間到了，他不得不離開還在病床上的女兒。去機場前，他先去了醫院。用他的右手，撫摸著姐姐的頭，在她耳邊說，爸爸去去就回來。你好好養病，等我。

姐姐太虛弱了，等不到他回家的時刻。

媽媽的電報到了，爸爸後來說，我只能走到展覽館後面的無人之處，放聲大哭。在南半球，有個傷心欲絕的父親，哭他在北半球死去的女兒。黑髮的先走了，而白髮的，還不能陪在她的身邊。但任務在身，只能等候。等候工作結束，下了飛機，才能直奔墓地。

幾個親戚，同事和朋友，參與了姐姐的喪禮。一首短短的詩歌，獻詩的同事和朋友，幾乎唱不完。原本不在歌詞中的啜泣，像重感冒，在他們之間流傳。試圖安慰家屬的牧者說，一篇文章，不在乎長短，而在乎內容是否精彩。

24歲的姐姐，像正要綻放的玫瑰；戀愛，像凝結在玫瑰花瓣上的清晨滴露。

我有時候會想，若姐姐今天依舊活著，她會成為怎樣的一個人？她會有幾個孩子？幾個孫子？她會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嗎？

這些問題，都不會有答案。但我知道，不論她的人生際遇如何，她永遠會是我的姐姐。